第四百零七章 苦一苦商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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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“人言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大明朝没有那么多知府，但银子却有很多，让陆文昭按照贪腐超过五年俸禄直接抓捕来办桉吧，不超过的就记下，等之后再办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五年俸禄，朱由检定的这个年限对于百姓来说很高，但对于百官来说却很低。

        诸如京城那些次九品的衙役，他们一年俸禄也不过九两银子，而他们每日偷摸偷取的“规费”便多达数十文。

        真用五年收入来算，他们也就两三年的职业寿命罢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群底层的衙役随时可以换，而能管理一省、一府、一县的官员缺不容易找，还是得酌情处理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说国朝内部，便是正在带兵与莫卧儿将领米尔扎对峙的黄龙就是一个例子。

        黄龙眼下三个官职，一个散阶在身，年俸合计不过九千多两银子，而一场大战他随便“奖励”自己的战后分成，就足够锦衣卫把他抄家流放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是、朱由检会流放黄龙吗？自然不会。

        哪怕日后有能取代黄龙的人，朱由检也得留下黄龙，因为他是备用的那一个。

        除非大明能批量走出黄龙这样的人，不然朱由检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这是吏治方面，如果黄龙牵扯到了一些不该牵扯的事情，那朱由检即便再不舍，却也得狠下手来惩处他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该拿的拿，不该拿的别拿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朱由检说这句话时，特意看了一眼王承恩，而王承恩也连忙低下了头。

        王承恩虽然木讷，但他毕竟也是人，手里掌握着每年流水数千万两的官场、盐场、茶场、酒场，他又怎么可能不会自己牟利？

        自天启四年以来，庙堂之上的声音基本都是由朱由检发出。

        执掌权柄近七年，朱由检也被一点点的抹掉棱角，面对反腐反贪也不再那么魔怔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反腐反贪成为了一种约束官员的手段，仿佛在他们头顶悬了一把剑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把剑什么时候落下，这点由朱由检说的算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不再追求百官清廉，只希望那群贪官污吏在偷拿偷取的时候能给百姓留足数量，别再像陕北民变一样搞出什么“额外征税”的幺蛾子。

        哪怕他们不作为，只是按时把赋税收上来，那朱由检和百姓也都能夸一句他们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经过陕北民变的事情，总体来说是吏治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封建税收问题则是不管朝廷怎么对士绅豪强加税，士绅豪强总能找到办法转嫁给底层民众。

        封建税收的问题朱由检早就意识到了，所以他一直在提倡免除杂项，降低田赋，清查吏治，将大宗商品国营化。

        他有把握朝廷的政策是惠民的，但政策在执行上的问题却很大。

        政策能不能真正惠及民众，这需要官吏们的自省和执行。

        大明的底层民众，说到底还是那占据国家人口九成不到的农民，惠农就一个政策，那就是不断地降低田赋，直至消除田赋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这个基础上，还需要将那些繁杂的税收简单化。

        大明眼下尽管已经被朱由检取消了十几种杂项，但存在的杂项依旧还有二十几种。

        大旱在消退，这三年时间里是朱由检对建虏出手，让藩王立足南亚，同时降低百姓负担的好机会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次机会错过了，就只能等到十四年后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杂项实际上就是商税，因为项目太杂而统称为商税。

        大明曾经的商税分为住税和过税，其中住税分别有官店钱、塌房钱、市肆钱、门摊钱、落地税、牙税、酒税、醋税、屠沽税、油税、茶税等等二十余种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第二项的过税，又细分为钞关税、门税、抽分税、淮安四税等十余种税种。

        到眼下天启十年，经过朱由检提高五司地位，眼下大明的商税分为了住税、过税、酒税、茶税、盐税、矿税、市舶税等七大税，二十九种小税。

        税收繁杂，需要动用许多胥吏征收，而大明眼下都是官员，都需要发俸禄，自然不可能再搞出个二三百万官员来收税。

        税多，百姓交的湖涂，朝廷收的湖涂，只有中间和基层负责收税的人赚的盆满钵满。

        就从这点上来说，朱由检宁愿少收，也要把商税简单化。

        想到这里，朱由检拿出一本奏疏，一边说一边写道：

        “传令旨给毕自严，将商税之中的住税和过税列出名录，再将单项税收的每年税银给列出来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列出之后，立马把文册送到大定宫，孤要和万岁一起阅览，从中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税制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奴婢领命……”王承恩应下，随后走出殿内。

        在他走出的同时，朱由检简单的写下了“市肆税、门摊税、城商税”这三项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要免税，但也要征税。

        农民已经很苦，不能再苦下去，这么一来，便只能再苦一苦商人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大明的商税很少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明初朱元章为了保护商业，特意下达过许多保护小商人的政策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主要还是吸取元代向小商人征税，小商人负担不起而转头依附大商人，最后大商人压榨小商人，把市场垄断的教训。

        眼下朱由校也需要吸取教训，但他要吸取的教训是明代对于小商人保护过度的教训。

        朱元章弄出了一个六十两以下不收税，六十两以上三十税一的商税制度，而万历年间又把三十税一改成了五十税一。

        原本就税收不足，他们这么改，改到最后商税一塌湖涂，大明只能继续吃田赋的老本，再苦一苦农民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朱由检将这个六十两银子的下限给取消掉，将市肆税和门摊税合并为城商税来征收。

        市肆税需要官府发放的经营执照，往城内外运货都需要出示营业执照，之后户部的收税官员按照货物数量和当地价格来算利润，从中抽取一成的利润作为市肆税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门摊税则是在各县规划固定摊位，按照摊位数量，每年出售同等数量的“摊位执照”即可，而摊位执照的价格，朱由检准备规定在五百文到二两不等。

        按照大明上万县镇，人口两三千万来算，哪怕一摊一店服务上百人，也能有二三十万的店铺和二三十万的门摊。

        眼下大明的城商税仅仅在北直隶和南直隶以及少量大城收取，这就已经收取到了上百万两银子的赋税。

        现在城商税的规模更广，更合理，能收取的税自然也就更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税种制定了，却还需要人征收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想到这里，朱由检从书桌上拿出了一份奏疏，而奏疏的表面只有简单两个字……

        《燕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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